1923年初冬，鼎鼎大名的胡适之博士，在北京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前辈学者王国维。那几年，正是胡适在文化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，他却对王国维情有独钟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

「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雕敝零落极了。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叶德辉、章炳麟四人；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，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。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，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，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。」

不过，见到王国维的时候，胡适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，直到晚年，胡适还跟身边人说起，这位王先生「人很丑，小辫子，样子真难看」。

两年以后，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恭恭敬敬地前往清华园拜访王国维。门开了，当一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小个子出现在他面前时，青木正儿吓了一跳，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龅牙微须，面色苍黄，相貌丑陋、垂着辫子、看上去邋里邋遢，声音喑哑而且口吃得厉害的乡下人，就是他慕名已久的大学者。

王国维早年在清华的学生、日后的汉语研究一代宗师王力，印象最深的，也是老师的辫子：「（王国维老师）留着辫子，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，穿长袍，勒一条粗布腰带，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。」

据说，民国初年的北京城，有两条最著名的两条辫子：北大的辜鸿铭，清华的王国维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副极其平庸，乃至有些丑陋的相貌之下，就是这么一个寡言少语、沉静内敛，被鲁迅称作「老实得像火腿一样」的学者，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。从他的同辈朋友，到百年后的晚辈后学，几乎没有人不承认，他是划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星空的那一颗最耀眼的流星。

半个世纪的短暂一生

王国维只活了50岁，就是在这短暂的一生里，他的学问就一颗璀璨的宝石，每个切面都发出耀人的光芒：

他把西方哲学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，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。学者潘知常说：

「由于他的诞生，我们必须把美学的历史划分为『王国维之前』与『王国维之后』。也是由于他的诞生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：头足原来可以倒置，平原竟然都是丘陵，而国人眼中的金字塔实际却是海市蜃楼。他的貌似枯槁的短句子中的蕴涵是如此丰腴，简直就是一场风暴，一下子就卷走了中国美学堆积千年的陈腐的思想垃圾。在灵魂的境地从未学会站立的中国美学，也终于得以尝试着站立。

「他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，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。他将自己的学术视野，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平台上来观察、思考问题，在甲骨学、简牍学、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，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、奠基者，被誉为『新史学的开山鼻祖』。

「他平生学无专师，自辟户牖，成就卓越，贡献突出，在教育、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、古文学等方面，均为出于巨大变迁中的中国学术，筚路蓝缕又大刀阔斧的开辟了新路。」

梁启超说：

「王静安先生专精之学，在今日几为绝学；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，亦且高我十倍，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，王先生则不然。……不独为中国所有，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。」

郭沫若说：

「王国维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，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，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，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。」

法国学者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曾说：

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，惟王国维及陈（垣）先生两人。」

所有这一切，都昭示着，在王国维那个看上去陈旧邋遢的外表之下，有最鲜活的大脑和最先进的思想。作为世纪第一学人，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出现，堪称奇迹。历史造就他，其全部的意义就是要秤量过去的全部世界。他似乎早已不仅仅是一位学者，而是一枚惊醒世人的炸药。

崇高的教育理想

1877年，光绪三年，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中。

这里是清代乾嘉学派文风昌盛之地。其父王乃誉聪明过人，能诗善画，长于篆刻，身后留下日记、诗歌、画、古钱考等杂着十几种，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。

王国维5岁那年，祖父去世，王乃誉回乡，自此守孝课子。他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、写诗，亲自批改订正。16岁时，王国维州试中秀才，和同乡另三位举子并称「海宁四才子」。他好读各类古籍，对科举应试兴趣寥寥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变法维新之说兴起。这股新风也吹进了这座浙东小城。王国维和同城来往的秀才谈论起新学，他常常借来上海出版的《时务报》一读。四年后，22岁的王国维在同乡好友许家惺的推荐下，奔赴上海，进入《时务报》馆工作。

在报馆里，王国维月领薪水12元，具体工作是校对报纸、代写信作文、校对书籍。后得报馆准许，每天在工作之外去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文。

在那里，王国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之人──罗振玉。在罗振玉的资助下，王国维1901年留学日本，研读西方哲学、美学，开始了自己的「独学时代」。

拥有一颗极其「美丽之心」，正是王国维在清末民初教育界，首次提出「教育的最高之理想，存乎美丽之心」。

1906 年，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《论教育之宗旨》一文，提出教育宗旨，在于培养能力全面、和谐发展的「完全之人物」。在他看来，「教育之事分为三部：智育、德育、美育（即情育）是也」。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历史上，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、智、美三育主张的第一人。

王国维的审美教育理念，诞生于清末民初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中，庙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脚下苟延残喘，庙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够救亡图存，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帝国。人，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话题。王国维的内心如同一泓秋水，丝毫没有被外界民智、民强、民富的鼓噪惊扰一丝波澜，他从一开始就把「人」字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，而且，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种人格健全、品质优秀、思想睿智的人。

王国维之为王国维，他的思想探索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。个人建构的价值、个人体验的意义、个人担当的责任、个人践履的信念、个人守护的尊严、个人坚持的自我，一句话，个人自我的美学，就是这样被王国维带入了这个顽固不化而又嗷嗷待哺的国度。而这，也正是王国维的前人以及同时代的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。

具标竿性的中国古史研究

在王国维诸多具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中，殷墟甲骨文和中国古史研究是最具标竿性的。他运用甲骨文上的记载，对照《史记》，释读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，证明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，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。在此基础上，他结合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与卜辞立说，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进行研究。

王国维认为：「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。」周之所以定天下，是因其制度开始，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。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，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。其二是庙数之制。其三是同姓不婚制。「此数者，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。」

由此，他把甲骨文研究从古文字发展到史学，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。这次，一向谦虚低调的王国维禁不住自我肯定说：「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，可几亭林先生（顾炎武）。」

1925年在清华开设「古史新证」课时，王国维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新方法──「二重证据法」，即运用地下材料（考古）与纸上材料（文献）相互印证比较，以考证古史的真相，该方法很快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。

王国维的「二重证据法」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，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，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清华国学院的美丽时光

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1927年，王国维先后在日本、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，这是他生活最静谧、学术成就最高、情感经历最复杂，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时光。

他先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，又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，在上海英国人哈同（Silas Aaron Hardoon）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。1922年，王国维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聘，担任校外通信导师。

1924年秋，清华决定从留美预科学校变更为大学，并筹备国学研究院。时任校长曹云祥特意向胡适咨询意见，胡适表示：「非第一等学者，不配做研究院导师。我实在不敢当。你最好去请梁任公、王静安、章太炎三位大师，方能把研究院办好。」

第二年2月，吴宓去王国维家中送清华聘书。一进厅堂，他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。王国维到职后，对吴宓说：「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，但见你执礼甚恭，大受感动，所以才受聘。」最终，清华国学院聘得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为教授，李济为讲师。为表示他们的身份高于一般教授，并称为「四大导师」，极一时之选，堪称中国学术史上再难复制的神话。

在清华园的两年，是这位常年生计窘迫的穷书生一生里难得的安舒时光，也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。

他租下了清华西院的16号和18号房。16号是王国维研究写作的所在。正中一间房为客厅，西边就是他的书房。书房前面临窗，其余三面墙被高至墙顶的书架所覆。每次王国维写起文章来，桌上、椅上、茶几上，甚至地上，都摊着翻开的书。每次，他都是写完文章才会整理。等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，书又随处摊满了。这地方，他从不让人整理。

中午，他穿过后门回18号午饭，稍事休息，抽支烟、喝杯茶，与家人闲聊数句，一点多钟又回书房工作了。下午两点钟，18号东间房传来王家孩子的读书声。

王国维没有娱乐消遣，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。在北京城，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，在那里可以消磨上大半天。迁居清华以后，他去的次数少了。一次，他从城里回来，脸上满是笑容，到了房间把随身的包裹打开，里头是一本书。他告诉太太：他要的不是这本书，而是夹在里头的一页旧书。

在安静清雅的清华园里，王国维把离世前的最后两年倾注在蒙古史、元史的研究和撰写上，完成了大量著述。

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

在清华园度过平静安宁的两年后，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一头札进颐和园昆明湖。

王国维之死，是二十世纪文化界最大的公案之一，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一桩重大事件。

听说王国维的死讯，梁启超非常惋惜，在他看来，王国维的治学方法，极新极密，年仅51岁，若再延十年，为中国学界发明，当不可限量。他认为「王国维本可不死，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，亦不能屈服于社会，所以终究要自杀」；「伯夷叔齐的志气，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。这样的自杀，完全代表中国学者『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』的精神。」

胡适没有向舆论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他只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：「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，其学问之博而有要，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。」

顾颉刚则感慨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。他的大贡献都在35岁以后，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，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，一齐变了节，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，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。

王国维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礼乐崩坏、精神断裂的时代，他又极具敏感的诗人兼哲人气质，如他自己所说，「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胸臆」。

王国维生前知己陈寅恪曾说：「纵览史乘，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，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，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，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，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也……其贤者拙者，常感受痛苦，终于消灭而已。其不肖者巧者，则多享受欢乐，往往富贵荣显，身泰名遂」。

有人说，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，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。绝望者之所以绝望，是因为他真正热爱生活。

慨叹学问一代不如一代

1904年8月，王国维曾发出这样一问：

「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，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，如希腊之鄂谟尔（现通译荷马）、英之狭斯丕尔（现通译莎士比亚）、德之格代（现通译歌德）者乎？吾人所不能答也。」

在同一篇文章里，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「一大文学家胜过百政治家。」

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，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。此前不曾有人敢这样说，此后也很少有人能有所继承，100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王国维之问，却依旧被悬置。

在王国维去世16年后，一个年轻人考进清华大学，师从朱自清、闻一多──从辈分上说，他是王国维的徒孙了。到了八十年代，这个名叫王瑶的年轻人，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著名学者，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，他继续了王国维之问：

「为什么晚清以降的学者，从王国维、梁启超到胡适、陈寅恪，一直到我们这一辈，总的感觉是学问愈做愈小，一代不如一代？」

在王瑶先生看来，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，既有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泡，又曾满腔热情拥抱西学，视野的开阔、知识的丰满以及立场的弹性，均非后世学者所能企及。

又过了30年，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，王瑶的学生陈平原，再次重提「王国维─王瑶之问」，在陈平原看来，「学科初创期的混沌与开放，给第一代学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，即便论述粗疏，整个学问也都气象万千。而我们这一代的学问，特点是专精了，但不够大气。其实，这跟学科体制的日渐凝固不无关系」。

今天，我们怀念王国维，也应该剥离开对大师辈出的民国之狂热想象，以及自沉殉清的传奇色彩，或者是「人生三境界」等《人间词话》中的隽永断章。唯有回到历史现场，清理其的思想脉络的发生与演化，才能真正地打开重新释放经典的可能性。